在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及配套政策頒布施行后，民辦職業院校發展呈現出新面貌，同時也面臨諸多新問題。
2019年，國務院頒布《國家職業教育改革方案》，《職業教育法》修訂案面向社會征求意見，2016年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決定（以下簡稱“新法”），確立了對民辦學校實施營利性與非營利性分類管理的法律構架。2016年1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若干意見》）；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民辦學校黨的建設工作的意見（試行）》。與此同時，教育部會同相關部門聯合頒布《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施細則》和《營利性民辦學校監督管理實施細則》。以上有關民辦教育的法律法規及系列政策文件被稱為“民辦教育新法新政”。隨著民辦教育新法新政的深入實施，民辦職業院校發展進入新階段，呈現新面貌，但分類管理對于民辦職業院校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民辦職業院校如何通過外部環境助推自身改革，走出發展瓶頸期，是新法新政背景下民辦院校亟須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民辦職業院校發展的背景和基本現狀
追溯歷史，改革開放后，民辦職業教育悄然興起，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提出了“兩條腿”辦教育的方針，并在重新修正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國家鼓勵集體經濟組織、國家企業事業組織和其他社會力量依照法律規定舉辦各種教育事業。”這是我國第一次將社會力量辦學作為國家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作出原則性規定。1985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地方要鼓勵和指導國家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強調發展職業教育要積極開拓社會力量辦學。1987年，國家教育委員會針對民辦教育發布了第一個規章制度《關于社會力量辦學的若干暫行規定》，明確規定了社會力量辦學的主體。這是繼1982年《憲法》首次提出社會力量辦學后，第一個關于社會力量辦學的法規性文件，從此民辦教育有了法規層面的政策依據。
20世紀90年代后，伴隨經濟體制改革，民辦職業教育進入快速發展期。1996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十九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國家鼓勵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其他社會組織及公民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舉辦職業學校、職業培訓機構”，使得民辦職業教育發展有了法律保障。
進入21世紀以來，健康持續發展和全面依法治教成為民辦職業教育的主旋律。2002年，國務院發布《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決定》，提出要形成政府主導、依靠企業、充分發揮行業作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的多元辦學格局，并對民辦教育給予相關支持的優惠政策后，同年12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確立了民辦教育的法律地位，促進了民辦職業教育的快速、健康、規范發展。2005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進一步明確了職業教育的定位，完善了支持民辦職業教育的政策，使民辦職業教育真正走上規范化的發展道路。為進一步促進民辦職業教育健康發展，《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與發展規劃綱要 （2010—2020年）》提出形成以政府為主體、全社會積極參與的民辦職業教育發展策略，并提出了若干鼓勵支持民辦職業教育發展的具體政策和引導民辦職業教育健康發展的相關措施。2014年國家出臺的《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中規定，社會力量舉辦的職業院校與公辦職業院校具有同等法律地位，依法享受相關教育、財稅、土地、金融等政策。
隨著教育改革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民辦職業教育在發展壯大的同時也面臨著法人屬性不清、產權制度缺失、優惠扶持政策難以落實等一系列制度難題。2016年，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決定》，從法律層面明確了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分類標準，確立了兩類學校各自適用的政策體系，開啟了民辦職業院校分類管理、分類扶持、分類規范的新時期。
民辦職業院校主要包括民辦中等職業學校和民辦高職院校。具體有五種創辦形式：一是由民營企業出資舉辦，二是由個人投資創辦，三是由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等其他社會力量舉辦，四是少數民辦高職由中外合作舉辦，五是由公辦學校轉制而來。
（一）民辦高職院校發展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民辦高職院校盡管步履艱難，但其發展卻是大勢所趨。總的來看，2000年前民辦高職教育發展緩慢，學校數年均增長率只有23.8%，在校生數增速也較緩慢。1999年我國實施高等教育擴招政策后，有限的公辦高等教育資源無法滿足急劇增加的高等教育入學人數，這給民辦高職教育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2000年開始，民辦高職院校呈現蓬勃發展態勢。2010年相較1996年，民辦高職院校數增長了約14.4倍，在校生數增長了約153.6倍，尤其2002年前后出現“井噴”式躍進，學校數和在校生數翻倍增長，高等教育擴招促進了民辦高職院校快速發展。2010年后，民辦高職院校進入平穩發展期，在校生數逐年增加，雖然個別年份學校數有所減少，但總體發展呈上升趨勢。2016年后學校數和學生數穩步增長，說明新《民促法》及相關配套文件給全國民辦高職院校在管理改革、權益保護、優惠扶持和穩定隊伍等方面帶來了正面效應， 創造了良好的內外部發展環境（表1）。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后大眾化階段，提高高等教育質量成為高等教育發展主旋律，對民辦高職院校來說，以規模擴張為特征的外延式發展已成為過去時，提升民辦高職院校的質量和特色迫在眉睫。
值得關注的是，自2014年6月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提出“探索發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以來，部分高職院校“專升本”升格成應用型本科高校。2018年12月，教育部啟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學校布局，把15所民辦高職院校列為本科職教改革試點學校。2019年5月，國家教育部門公布全國首批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院校更名結果，泉州職業技術大學、重慶機電職業技術大學、廣東科技職業技術大學、南昌職業大學等15 所專科層次的職業學校均由“學院”更名為“大學”。2020年1月，教育部又公布了第二批6所高職院校升格為本科層次職業學校，其中5所是民辦高職院校。2020年4月3日，教育部發布《關于組織開展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試點專業設置論證工作的通知》后，35所職校以此為契機率先啟動了專業設置論證及申報工作，把本科職業教育試點工作又往前實質性地推進了一大步，也加快了民辦高職院校升本。
（二）民辦中等職業學校發展狀況
民辦中等職業學校的發展呈現出不同的態勢。根據全國教育事業統計公報數據顯示（表2），從1996年我國《職業教育法》頒布到2003年《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以前，民辦中等職業學校的數量和在校生人數增長較快，學校數量從1996年的568所上升至2002年1085所，增長了91%，在校生數從12.9萬人上升至47.1萬人，增長了3.65倍，整體呈現較為平穩的增長，說明民辦中職學校的綜合影響力不斷提升。2003年《民辦教育促進法》頒布后，在國家鼓勵政策推動下，民辦中職學校進入發展黃金期，2003—2009年，民辦中職的學校數和在校生數分別從1377所、79.31萬人發展到3198所、318.1萬人，分別增長了132.24%和301.08%，這一時期民辦中職學校是所有民辦學校類型中增長最快的，也是改革開放至今民辦中職教育發展最為迅猛的階段。后來由于公辦中職學校實施免學費政策，加之就業形勢惡化、升學渠道不暢、辦學經費短缺等，民辦中職學校發展空間受到擠壓。從2010年開始，民辦中職學校數不斷減少，到2018年民辦中職學校只有1993所，相較2009年減少了37.7%，在校生數也隨之減少，2015年相較2009年人數減少了134.6萬人，可見這一時期民辦中職學校發展受阻，不過隨著2016年新“民促法”的頒布，民辦中職學校在校生人數會有所增加，但相較之前增速明顯變緩，民辦中職教育進入發展瓶頸期。
（三）民辦職業院校區域分布情況
按照東部、中部、西部的區域劃分，從表3可知，東部地區共有民辦中職學校621所，占民辦中職學校總數的31.3%，中部地區共有民辦中職學校957所，占民辦中職學校總數的48.2%，西部地區共有民辦中職學校407所，占我國民辦中職學校總數的20.5%。東部和中部地區民辦中職學校分布較多，尤其中部地區幾乎占據了全國民辦中職學校的半壁江山；西部地區分布較少，但四川省和陜西省民辦中職學校數量較多。從省級來看，民辦中等職業學校的區域分布與人口分布有關，湖南、四川、河北、河南、廣東、安徽和山東7個省份民辦中職學校數都超過了100所，2019年這7個省份的人口數量均排在全國各省人口數量的前十，在中考分流大背景下，這些人口數量較多的省份，選擇中職教育的學生也相對較多，因而民辦中職學校數量相應增加。
東部地區共有民辦高職院校139所，占民辦高職院校總數的41.2%；中部地區共有民辦高職院校111所，占總數的32.9%；西部地區共有民辦高職院校87所，占總數的25.3%。民辦高職院校多分布在東部和中部地區；西部地區較少，但四川省和重慶市民辦高職院校數量較多，尤其四川省民辦高職數量位居全國之首。從省級來看，民辦高職院校分布與區域經濟發展情況息息相關，四川、廣東、河南、福建、江蘇、重慶和山東這7省民辦高職院校數量位居全國前列，2019年這7省GDP均排在全國各省GDP的前十。居民收入水平較高的地區，對于民辦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較強，因而民辦高職院校的數量較多。
值得一提的是，近兩年，職業院校不斷被上市公司收購、并購后打包上市。中教控股、新高教、民生教育、希望教育、中國新華教育等上市教育集團擴張版圖，收購不同地區的中高職院校。2018—2019年，中教控股斥資8.55億元收購鄭州城軌交通中等專業學校80%的股權；洪濤股份控股四川城市職業學院、廣州涉外經濟職業技術學院；中教控股以5.378億元收購廣州松田高等職業學院；希望教育收購蘇州托普信息職業技術學院、鶴壁汽車工程職業學院。越來越多的民辦職業院校選擇上市，不僅提升了學校品牌影響力，也拓展了民辦學校融資渠道，解決資金短缺問題。
二、民辦職業院校辦學面臨的問題
雖然民辦職業院校發展取得了一定成績，相關政策法規不斷健全，但是面對新形勢、新期待、新法規，仍然存在較多問題，面臨諸多挑戰。
（一）招生面臨困難，生源危機嚴重
近年來隨著適齡人口下降，生源驟減，出國留學潮興起，民辦職業院校招生面臨巨大壓力，一些院校缺額、零投檔現象突出，有的學校一年招生僅幾百人，報到率很低。江蘇省中華職教社委托筆者開展的2019年民辦職業院校辦學情況調查顯示，針對“在辦學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問題，有53.26%的對象表示招生面臨困難。近十年來公辦高校的連年擴招進一步擠占了民辦高職院校的生源增長空間，現行高校招生政策的制約令民辦高職院校處于招生鏈的末端，在招生競爭上處于嚴重弱勢地位。民辦高職為延攬生源，均下調學費，由13000元/年調整為8000元/年左右，甚至出現虛假宣傳、買生源、招生代理等現象。
在傳統全日制生源銳減的同時，民辦職業院校面向社會招收其他類別生源方面并無有力舉措，高達36.96%的民辦職業院校只招收傳統全日制生源，并未開展社會職業培訓。民辦職業院校規模偏小，導致難以滾動發展、以學養學，很難形成良性循環。此外，民辦職業院校在校生規模整體偏小。根據調查，江蘇省內10000人以上的民辦職業院校僅占1.09%，5000~10000人的只占24.46%，大多數只有2000~5000人，這一比例占60.87%，而學生數在2000人以下的小微型民辦職業院校占13.59%。有的院校甚至校園草比人高，難以為繼，即使實行注冊入學，也少有人問津，學校瀕臨倒閉。
（二）辦學經費短缺，投入動力缺乏
辦學經費短缺一直以來是制約民辦職業院校發展的重要因素。江蘇省民辦職業院校辦學情況調查顯示，針對“貴校在辦學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32.07%的對象表示辦學經費短缺，僅次于位居首位的招生困難問題。在辦學主體方面，調查顯示江蘇省民辦職業院校投資方背景中，47.28%是民營企業、44.02%屬于個人、1.09%是國有企業、0.54%是上市公司，可見民辦職業院校多由民企和自然人舉辦，舉辦者的產業和經濟實力并不強，缺乏資金實力雄厚、有產業背景的大集團大企業，導致民辦職業院校辦學經費不足。在經費來源方面，96.2%的學校辦學經費主要來源于學費，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學校吸引社會資金能力有限，社會捐贈只占辦學收入的2.72%。依賴學費發展，一方面學校的可持續發展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缺乏長遠規劃；另一方面，當學校辦學經費入不敷出時，容易發生亂收費行為。尤其是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政策背景下，民辦中職依靠收費發展的空間越來越小。
另外，調研中發現，政府財政對民辦職業院校的資助屈指可數，只有30.43%的對象表示所在地市政府設有民辦教育發展專項資金，可見法律規定的公共財政支持民辦職業院校的制度尚未得到充分落實。與此同時，自2016年民辦教育新法新政頒布以來，舉辦者投入民辦職業院校的動力有所下降，觀望情緒蔓延，社會投入下滑，一些舉辦者不愿繼續投入資金辦學。民辦職業院校辦學經費總量不足，捉襟見肘，制約了其可持續發展。
（三）治理結構不完善，制度建設滯后
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是民辦職業院校健康發展的壓艙石，目前多數民辦職業院校仍處于法人資格虛置、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狀態。調查顯示，江蘇省民辦高職院校資產過戶工作進展緩慢，72%的民辦高職的土地、房產等資產仍在舉辦者個人或公司名下，尚未完全落實法人財產權，不具備法人條件；有11所民辦高職無學校產權校舍，有8所民辦高職學校無學校產權校園，法人資格虛置給民辦職業院校的穩定留下隱患。針對董事會人員結構的調查顯示，只有25%的學校董事會成員包括教職工代表，5.43%的學校董事會成員包括社會公眾代表，表明《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的“民辦學校的董事會由舉辦者或者其代表、校長、教職工代表等人員組成”尚未完全落實。在董事會、監事會運行方面，只有42.39%的學校董事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54.35%的對象表示學校沒有設立監事會或監事，可見董事會、監事會的陽光透明運行和作用發揮尚有待加強。在民主管理方面，45.11%的學校教職工的各類訴求是通過教代會和工代會解決的，還有27.17%的對象表示是通過其他途徑解決的。根據對省教育廳負責人的訪談，全省民辦高職院校中仍有9所未接受教育廳黨建評估，黨建科學化、規范化水平有待提升。在民辦高校信息公開方面，只有14.89%的學校將章程向社會公示。由上可見，民辦職業院校發展歷史較短，離形成相互制衡、多元利益主體共治的民辦高校法人治理目標尚有一定差距。
（四）師資隊伍薄弱，教育質量不高
由于辦學歷史短、規模小、經費少，民辦職業院校教師待遇偏低，在人員編制、社會保險、福利待遇等方面與同類公辦院校有較大差距，導致民辦職業院校師資力量薄弱，教學質量得不到保障。調查中，48.91%的被調查者表示待遇低于同類公辦院校，41.85%表示嚴重低于公辦院校；84.78%的教師表示享受企業職工待遇，13.59%教師表示沒有享受五險一金，僅有1.63%的教師享受同地區事業單位待遇，且很少有學校為教職工建立職業年金等補充養老制度。許多民辦職業院校為了提高辦學效益而壓縮辦學成本，忽視教師隊伍建設，導致專任教師數量不足，兼職教師過多，退休教師較多，培訓進修不足。教師職稱、年齡、學歷結構呈“啞鈴型”，兩頭大、中間小，高水平專業負責人、學術骨干缺乏，流動性大，高層次人才吸引力不足。一些民辦職業院校在教學行政用房、圖書、教學儀器設備值等指標方面不達標，設置的專業脫離市場需求，辦學特色不鮮明，在人才培養質量、服務社會能力、教學管理水平、畢業生就業質量等方面不盡如人意，24.45%的被調查院校畢業生就業情況不理想，社會認可度不高。
（五）同等地位未落實，存在社會歧視
民辦教育是公立教育體制之外的新生事物，雖然《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但現實中許多政策在“最后一公里”受阻，執行起來較為困難。調查顯示，42.93%的學校表示民辦職業教育發展政策環境一般，12.5%的對象表示政策環境較差，4.35%的對象表示政策環境很差。訪談中，一些民辦職業院校反映在辦學中遇到許多瓶頸問題：學校不能享受公辦學校同等法律地位；公辦職業院校招生擠壓民辦職業院校的空間；政府財政資金對民辦職業院校的扶持資金嚴重偏少；辦學自主權不足。
民辦職業院校在生源選拔、科研項目申報、教師職稱評審、課程及教改項目立項、經費配套等多個方面存在權利、機會、規則不對等，16.3%的受訪者表示，沒有與同類公辦學校教師享有同等政策待遇。部分政府職能窗口對民辦教育法律法規不熟悉，行政審批困難重重。民辦職業院校在享受國家有關稅費減免、建設貸款、土地征用、教師權利、教師待遇等優惠政策方面仍有較大差距。17.93%的對象提出，學校教育教學房屋建設涉及的城市建設配套費等行政性收費、服務性收費不享有公辦學校同等待遇，15.22%的對象表示過戶稅費和服務性收費沒有減免。由此可見，在辦學的諸多方面民辦職業院校仍然無法享受與公辦院校同等的政策待遇。
三、促進民辦職業院校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一）加快教育立法，修訂民辦教育與職業教育法律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民辦職業教育的健康發展離不開法律法規的堅強保障。當前，根據民辦職業教育發展現狀，結合正在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和《職業教育法》，應盡量將鼓勵支持民辦職業教育的各項政策具體化，增強可操作性，確實紓解民辦職業教育之困。
一是增加對民辦職業教育的扶持政策，明確民辦職業教育的性質、范疇、意義、支持舉措，做出具體規定，為基層政策制訂提供上位法依據。二是明確政府對民辦職業教育的法律責任，對民辦職業院校在國家各類財政資金扶持、生均經費和補助等方面享有的權利做出具體規定。三是明確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的義務，支持企業與民辦職業院校一同聯合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四是鑒于部分企業投資舉辦職業院校有經濟訴求，對營利性民辦學校的稅費繳納做出具體規定，避免民辦職業院校在分類登記、分類選擇時的迷茫。五是對修法前設立的民辦職業院校選擇為營利性時的行政程序、土地差價、稅費政策、清產核資等做出明確規定。
（二）加大財政扶持，健全民辦職業院校經費支持體系
民辦職業教育辦學經費主要來源于學費，政府財政資金扶持相對不足，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加大政府對民辦職業教育的財政扶持力度。在發放高校國家獎助學金、國家助學貸款、中職國家助學金及實施中職免收學費政策等方面，將民辦職業院校的學生與公辦職業院校的學生同等對待，積極落實《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中“高等職業學校生均財政撥款水平達到12000元的基礎上，根據發展需要的財力可能逐步提高撥款水平”的規定。對于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民辦職業院校用于教育及科研本身的房產、土地免征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房屋用于教育教學的按規定免征契稅。在教育資源的配置上應給予合理引導，向民辦職業院校傾斜。
民辦職業院校的學生許多來自經濟拮據的農村家庭。對學生和學校給予資助是彰顯教育公平的體現，也是教育精準扶貧的需要。國家應積極鼓勵各省各縣市設立民辦教育發展專項資金，用于發展非營利性民辦職業院校。通過專項資金，扶持民辦職業院校改善辦學條件，提高教育質量，加大定向精準扶持。職業教育注重應用，辦學成本較高，職業技能實訓需要投入大量資金，配備先進的實訓設備，這需要政府設立專項資金扶持民辦職業院校的專業和實訓設施建設。
（三）加強監督管理，引導民辦職業院校依法規范辦學
目前，民辦職業院校內部管理還不夠規范，學校舉辦者和管理者之間矛盾重重。由于很多民辦職業院校采取“誰投資、誰當家、誰管理”的治理模式，導致一些校長缺失辦學治校、教育管理中必要的自主權，進而產生種種矛盾，影響學校的正常管理和健康發展。這需要各級政府進一步加強對民辦職業院校的監督管理，嚴格要求其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健全學校的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監督機制，并按照規章制度辦事。同時，政府需對民辦職業院校舉辦者和校長的職權作出明確規定，使各方的職責和權利進一步明晰，保障各方在辦學過程中正確地行使權利，履行職責。民辦職業院校要健全由學校舉辦者、黨組織書記、校長、社會賢達、教職工代表參加的董事會，完善董事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此外，政府還需健全民辦職業院校年檢制度，加強對民辦職業院校教育教學管理的監管，特別是辦學過程的制度監管。教育部門應認真組織民辦學校年檢工作，嚴把材料審核、現場查看、總結通報三個關鍵環節，對存在嚴重問題的民辦職業院校限期責令整改，規范辦學行為。加強民辦職業院校招生宣傳、收費、財務管理和黨的建設等，促進民辦職業院校健康發展，確保社會主義辦學方向。
（四）落實同等地位，優化民辦職業院校發展政策環境
民辦職業院校與公辦職業院校政策層面上存在較大差異，這是制約民辦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確保民辦職業院校享有公辦學校同等地位，優化其發展的政策環境迫在眉睫。
一是明晰發改、財政、民政、人社、稅務、工商、國土等部門和行業組織的職責，在國家建立民辦教育、職業教育聯席會議制度的基礎上，各縣市加快建立民辦教育、職業教育聯席會議制度。二是在辦理土地、房產過戶手續時，地方政府在條件、價格等方面給予優惠和減免政策。三是對民辦職業院校申報重點實驗室、課題、項目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給予數量、條件上的優惠和適當傾斜，或者設立專項。政府建立公共資源平臺，實行公辦民辦學校互享互利機制，設備共享、師資互派，支持民辦職業院校加快發展。四是完善民辦院校教師待遇保障政策。在職稱評審、考核評價、項目申報、評先選優等方面，給予民辦教師和公辦教師同等待遇。鼓勵地方政府將民辦職業院校教師招聘納入當地人才引進計劃。實施“強師工程”，將民辦職業院校教師納入全省各類教師培養培訓專項計劃。五是出臺鼓勵和支持民辦職業教育發展的意見，在招生、專業設置、收費等方面擴大民辦職業院校自主權，給予民辦職業院校相應的招生優惠政策。例如，在招生管理上，各級政府應允許民辦職業院校與當地公辦學校享有同期招生的自主權；在專業設置上，擴大民辦職業院校的專業設置權，鼓勵學校根據當地產業發展需求自主調整學科專業；在收費上，營利性民辦職業院校的收費標準，實行市場調節，由學校自主決定，非營利性民辦職業院校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具體的收費辦法。
（五）加強內涵發展，提高民辦職業院校人才培養質量
目前，民辦職業院校的設施設備、師資水平、教學質量等軟硬件條件較為薄弱，普遍面臨生源危機。民辦職業院校只有轉變發展模式，加強內涵發展，堅持改革創新，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才能吸引更多生源，從而走出招生難的困境。
第一，在人才培養上，民辦職業院校要為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服務，加強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加快落實《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和《關于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高職學校和專業建設計劃的意見》，加快推進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方案》和“雙高計劃”均強調高職學校的人才培養應對接科技發展趨勢和市場需求，深化辦學體制和育人機制改革，著力深化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培訓模式變革，實現人才培養供給側和產業需求側結構要素全方位融合。
第二，在專業上，利用自身靈活的特點，借鑒波特競爭優勢理論，走差異化戰略、集中化戰略、成本最低化戰略，與公辦院校錯位發展，形成突破，力爭在某一專業上構成特色與優勢，塑造品牌。同時，通過構建專業集群發展生態，創新專業群組織形式的方式，精準對接外部產業鏈和崗位群需求，動態調整和實時優化專業內涵，有力支撐民辦職業院校的內涵發展。
第三，在辦學形式上，民辦職業院校應由單純的全日制學歷教育向多種形式教育并存轉變，可以嘗試以職業培訓的方式培養社會短缺人才，響應國家實行的高職擴招200萬戰略，招收有實踐經驗人員接受學歷教育，加強職前和在崗培訓，重點提高青年就業能力。對于參加非學歷教育和技能培訓的學員，可先注冊非全日制學歷教育學籍，在彈性學制年限內修滿學歷教育畢業標準學分，頒發相應學歷教育證書，這種靈活的辦學形式有利于民辦職業院校長遠發展。
第四，在校企合作上，根據“雙高計劃”提出的“高職教育要創新與產業融合發展的運行模式，推動高職學校和行業企業形成命運共同體”要求，促進民辦職業教育與產業融合式發展，發揮企業辦學主體作用，利用民辦職業院校的社會資源，積極推動校企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第五，在對外合作上，充分發揮民辦體制機制優勢，積極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與國外院校簽署師生互訪、學分互認等協議，借“洋品牌”擴大影響力。
總之，民辦職業院校要充分利用自身優勢，靈活辦學，創新育人模式和體制機制，堅持以提高質量為核心，走內涵發展之路，努力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多樣化的教育需求。
闕明坤，武婧.新《民促法》背景下民辦職業院校發展現狀、瓶頸及對策[J].中國職業技術教育，2020（28）：50-56+72.